文化“走出去”有待策略创新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更需要不断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进一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近日，就如何打造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对外话语体系、创新文化传播策略与路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文化“走出去”成就显著

近年来，中国声音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中国国家形象和国际传播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副教授车淑娅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正式写入联合国决议，表明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标志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走出去’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

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教授林克勤认为，近年来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驱动，中华文化的文本认知力得到提升，中国故事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日益关注；二是国家形象的重塑与改善使得中国话语的解释力进一步加强，中国表达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与认同；三是国家综合实力和软实力的增强促使中华文化日渐深入人心，传播效果与浸染力度明显提高。

因地制宜制定策略

中华文化“走出去”虽然成就显著，但也遇到了一些现实问题，迫切需要策略创新。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奕平认为，中华文化海外交流与传播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部分活动存在同类型文化项目竞争、同期展演过于频繁的现象，造成文化资源不必要的浪费与重复；文化“走出去”的主办机构之间的协调性有待加强。目前，文化“走出去”的对象主要是海外华侨华人，对海外主流人群的影响也有待提升。而且，文化“走出去”存在重场面、轻内涵的问题。从当前文化交流与传播手段来看，文艺表演所占比重过大，尚须进一步补充与开发新项目。此外，部分文化“走出去”项目设计不够完善。由于各国在文化、宗教、习俗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加上部分国家舆论环境复杂，在今后开展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时，更应该注重因地制宜，制定合适的活动。同时，应进一步优化我国文化产业结构，以更好地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

在陈奕平看来，文化“走出去”的根本目标是民心相通。他建议，在策略制定上，应重视文化交流、理解和认同；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次、多部门协调发展的高效传播体系；发挥市场力量，打造文化产品交流平台；借助海外华侨华人力量，发挥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和华文媒体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

林克勤对此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应当注重海外话语力量的协调统摄与增量培养，包括定居国外的华人、对中国友好的非政府组织、外国学者、普通民众等。应当把国家修辞能力体系的打造与强化提上议事日程，提升国家解释力和话语权。

注重跨学科、多层次创新

对于如何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研究，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韦路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建构中华文化全球传播效果研究的理论模型，将文化层次、传播渠道、社会要素和效果维度进行交叉整合，更加完整地考虑影响中华文化传播效果的各种因素及其互动关系，形成更加系统科学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其次，创建中华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数据库和案例库，并向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研究机构公开，使其成为一个动态性、开放式、可检索的数据库系统，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具体实践提供权威数据、分析工具和应用案例。最后，通过对数据的量化分析和案例的质化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全球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揭示核心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文化层面和社会要素，提出切实可行的效果提升策略。

在林克勤看来，第一，要改变以往单一学科条分缕析、区隔治理的传统框架。应综合运用哲学、民族学、心理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现有研究思路与方法路径，并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关范式，实现知识融通与体系转换的交相辉映。第二，要深度发掘、梳理、归类、概览、总括中华文化的历史足印和现实模板，形成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和文献勾连，在此基础上再度出发、重新审视、广泛融合。第三，要注重文化的多维渗透，特别是其与经济、政治及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立体互动所产生的组织形态和激发效应。第四，要注重中国学术思想的型构、内固、拉伸与播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