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籝常作灾。”从古到今,给子孙留财还是留德,是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考题。在这道考题面前,我们不妨多多参考古人给出的答案。
据《南史》“徐勉传”中记载,徐勉于梁武帝时,被授予中书侍郎,参与掌管吏部选官,后任吏部尚书。徐勉虽然身居要职,但不经营产业,家里没有积蓄,将俸禄都分送出去以供养穷困的亲属。门客、老友有人进言,徐勉回答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如不才,终为他有。”即“别人把财产留给子孙,我把清白留给他们。子孙如果有才,就会自己取得财物;如果没有才,财产终究要为他人所有。”这番颇有独到见解的话语,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遗财不如遗德”,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留下千垛干柴,不如留下一把斧头。”
道理简单,事理明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人的福德属于心性,可以遗传;物质属性的钱财,不能遗传。满堂金玉、万贯家财,并不是留给子孙的最好财富,而是奢靡怠惰、不思进取的“媒糵”,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世间流传至今的“积财给子孙是留祸,积德给子孙才是留福”、“糊涂的爷娘,败家的儿郎”、“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之说,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也正因如此,清朝康熙年间的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传给儿子们一楼图书,并将其藏书楼命名为“传是楼”,他说:“吾无美田宅、园池、台榭、金玉玩好之物以传后,所传者惟是尔”。这种给子女“遗德不遗财”的见识和态度,着实给人以启迪和教诲。
“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更有不少胜似徐勉、徐乾学的人民公仆,他们给子女遗德不遗财,堪称今朝楷模。周恩来总理留给侄女周秉德的遗产,是他佩戴过的“为人民服务”像章。朱德曾告诫子女: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罗荣桓元帅在生命弥留之际,拉着爱人林月琴的手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还有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谷文昌、牛玉儒、杨善洲都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财产,但他们却留下了比财产宝贵千百倍的做人美德和良好家风,让子孙受益无穷。
相比之下,现实中,想方设法为子女谋取不义之财,最终给子女带来灾难的官员,并不鲜见。在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的贪腐案件中,其子刘德成名列其中;在国家食药监总局原局长郑筱萸的贪腐案件中,其一家三口悉数涉案;在深圳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的贪腐案件中,其妻子、女儿、女婿、亲家,甚至老婆的妹妹等都悉数“沦陷”。还有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的贪腐案件,其特点就是:放纵妻子、女儿、女婿,整个家庭形成了以王敏为核心,夫妻联手、全家上阵、共同敛财的链条,陷入了“物质生活享乐化、精神生活颓废化、家庭生活逐利化”的泥沼,“全家福”的初衷、福荫后代的愿望,统统变成了贻害后代、败家毁业的灾祸,警示深刻,教训惨痛。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这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给子孙留下的对联,也是给我们留下的常看常新的告诫。远看历史,近看现实,从古人给出的答案中,从贪官引发的教训中,我们都能感悟出,“遗财不如遗德”这句醒世语,是党员干部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最理想的座右铭。铭记于心,践之于行,我们就能在“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过程中,为儿孙留下引以为荣的做人美德和良好家风,为延续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谱系注入新时代的音符,让好家风、好传统愈久弥坚,行久致远,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