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清廉忍穷，家风清正

范仲淹认为，如果一个官吏能做到“忍穷”，可免一人一家之祸；如果所有官吏都能“忍穷”，则可以免除政权颠覆之祸。范仲淹一生“忍穷”，以自己的清廉自律为代价，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百姓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范仲淹为官几十年，官职遍历朝中重臣、地方要员，但他一生清廉守正，持俭忍穷，乐善好施，以至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但是，其清廉为官、清白做人的操守却为世代所景仰。

范仲淹从小遍历磨难，养成了他坚忍执着和耐贫吃苦的性格，也坚定了他改变命运的决心，少年求学读书饱受儒家、佛家思想熏染，使他树立了坚守清贫、守正为官、看淡荣辱的品格和忠君济世的信仰操守，这些因素，促成了范仲淹为官、为人作风的养成。

首先，他自己做到了清廉。

范仲淹自从走入仕途，便出淤泥而不染，恪守官箴，操守淳正，以身作则。他从不迷恋于富足，从不觊觎不义之财。他在长山求学时，认识了一个能把水银烧成白金的术士，那人把炼白金的秘方告诉了范仲淹，并赠给他一斤白金。当时正是范仲淹穷困之时，他每天只吃两块凉粥，这一斤白金也不是小数，可范仲淹却一点也没动，更没动炼金术的方子，而是把白金小心翼翼地包好放了起来。事隔十年后，范仲淹做了官，找到了那名术士的儿子，对他说：“你父亲有神奇的技术，能把水银制成白金，在他死的时候，你还小，便把一块金子交由我保管，现在你已长大成人，这块金子应当还给你。”只见范仲淹拿出一个包裹打开并把金子交到术士儿子的手里，签封和当初一样。范仲淹讲求“三不欺”，他认为做人、做官、做事要上不欺骗君主，下不欺骗老百姓，中不欺骗自己的良心。下面一件事便是范仲淹不欺骗自己良心的真实写照。

公元1015年，范仲淹考中进士任广德参军后，便决定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奉养。差人听说范仲淹要回家，就着手给他筹集一笔路费。当差人把钱送给他时，他说什么也不收，差人不解地问道：“你新上任不久，手中也没有什么积蓄，离家千里之遥，没有钱怎么能行呢？”范仲淹回答：“我不是还有一匹马吗？把马卖掉，不就有了回家的路费吗？”听说范仲淹要卖马凑盘缠回家，差人非常惊讶：“大人，你离家这么远，把马卖掉可怎么走呀？”范仲淹笑着说：“我有两条腿，我这腿可比马富足得多呀！卖掉马匹，我徒步回家。”看到范仲淹的态度如此坚决，没有回旋的余地，差人只好卖掉了那匹自己也舍不得的马。范仲淹“卖马接娘”的故事传为美谈。

范仲淹做人做官，时刻保持自省，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他以高度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时刻提醒自己要清心洁行，廉洁奉公，唯恐对不起自己的俸禄。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某官小禄微，然岁受俸禄近三十万。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金。则千亩之获可给三十万。以丰歉相半，则某岁食二千亩之入矣！其二千亩中，播之耨之，获之敛之，其用天之时、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倘某无功而食，则为天之螟，为民之螣。使神鬼有知，则为身之殃，为子孙之患。”通过将自己的俸禄与一般老百姓的劳作收入加以对比分析，他认为，当官在位不为国分忧、为民办事，就对不起那份丰厚的薪水，就是“天之螟”、“民之螣”。如果再有贪婪之心，起非分之想，发不义之财，那就是吞噬天下百姓利益的猛兽。范仲淹多年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就寝之前都要“自计一日食饮奉养及所为之事”。如果当天所做的工作与所消费的钱财不相称，他就会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到第二天就会加倍工作以图补救，在范仲淹看来，既然享受俸禄，由民供养，那就应该勤勤恳恳、清清白白地为国分忧，为民办事。

范仲淹认为，如果一个官吏能做到“忍穷”，可免一人一家之祸；如果所有官吏都能“忍穷”，则可以免除政权颠覆之祸。范仲淹一生“忍穷”，以自己的清廉自律为代价，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百姓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青少年时代的范仲淹能克服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来磨炼自己的品德和意志，是客观条件下的被迫和无奈，那么当他出仕以后，遍历高位，仍然能保持着艰苦朴素、清廉节俭的作风，仍然能通过“忍穷”来砥砺自己的为官之德，养成克己奉公的品格，则完全是主动和自觉。与范仲淹同时代的欧阳修写的《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并序）》中说：“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丧其母时尚贫。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据《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中记载，范仲淹做了吏部侍郎出使外地，至官居参知政事，直至去世，几十年间，未增加一名仆役。不仅如此，由于范仲淹一生奔波各地任职，长期居无定所，直到死也没有为自己营造一所安乐窝，置办一处宅第房产。宋仁宗奖励他的百两黄金除了接济穷人，其余的都用来买地办学了。他出钱买地，修建并开办了苏州府学，广招天下寒士。苏州府学演变至今，成为引人瞩目的苏州中学。当时，不少退休官员或文人学士喜欢在西京洛阳安家养老。范仲淹当年镇守杭州时，他的弟子纷纷劝他也在洛阳置办一处房产，颐养天年，“以为逸老之地”。范仲淹答道：“人苟有道义之乐。况居室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范仲淹自己节俭清廉，但却乐善好施，他把自己的大半俸禄及所得赏赐都用来接济别人，如办义庄，周济穷人，赐赏部下等。所以一生为官的范仲淹身边几乎没有资财，以致终生贫困，最后“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无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真真切切地做到了清清白白。

范仲淹不仅自己做到了廉俭一生，而且还特别注重教育孩子也要生活俭朴。范仲淹治家十分严谨，《言行录》中记载：“范公常以俭廉率家人，要求家人畏名教，励廉耻，知荣辱，积养成名。”《宋史》本传中也说道：“公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他一再要求自己的孩子要学会“忍穷”，甘于清贫。据《言行录》中记述：“公虽贵，常以俭约率家人。且诫诸子曰：‘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又已早逝，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同时他还经常苦口婆心地告诫自己的子侄，不仅要“慎未防微，各宜节俭”，而且要“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足见其言语之恳切，用心之良苦。如“居官临满，直径小心廉洁。稍有污点，则晚年饥寒可忧也”。范仲淹教子严格持俭有时显得不近人情，但也方显他的本正。二儿子纯仁要结婚了。媳妇还没进门，范仲淹就听人传说，媳妇带来的帐子是用绸缎做成的。他对儿子说：“绫罗绸缎织起来不易，怎么能用来做帐子呢？我家以勤俭著称，不能因为这顶帐子，坏了我家门风。你们如果不听我话，非要把这顶绫罗帐子带过来，我就在当院把它烧掉。”几天后，儿媳进门，果然没带绫罗帐子。

在范仲淹身体力行的影响及严格管教下，范家始终保持着俭朴的门风。儿子范纯仁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中进士，后一直做官，官至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宰相），而且范纯仁为官也以清廉著称。朱介《曲洧旧闻》中记载了这样一则遗闻：范纯仁有一次留自己的同僚晃美叔在家吃饭。晃美叔吃完回去后就对别人说：“可惜呀，范丞相家的家风被败坏了。”人问他是怎么回事，晃美叔回答说：“平时他们家吃饭总是青菜豆腐之类，这回他留我吃饭菜里居然放了两小块肉，这不是他的家风败坏了吗？”众人大笑。

《宋史》记载，范纯仁“自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任职西京留职御史台时，司马光也在洛阳谪居著述，两人“皆好客而家贫，相约为真率会，脱粟一饭，酒数行，洛中以为胜事”。尽管招待宾朋只是粗米饭，而且是酒过几巡就罢，洛阳士人都把参加此会当作是件荣耀的事。范纯仁还教育子孙：“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宋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其子范正平小时候学习勤奋刻苦，穿的用的比穷苦人家的孩子还差，与普通人家孩子在离城二十里的果林寺读书，来回步行，用一把破扇子遮挡烈日，谁也看不出是当朝宰相的孩子。就连范纯仁的妻子王氏也因勤俭持家受到了朝廷的褒奖：她虽然生于官宦家庭，但能持守贤良女子的礼仪；嫁到贤良的家庭，做了守妇道的表率。对家庭勤勤恳恳，操劳至极，对外则以节俭礼孝示范别人。可谓一门持俭，家风清正。

范纯仁和范仲淹一样，自己过着节俭生活，同样乐善好施，他不但接过了父亲办的义庄，定期帮助乡人，而且还鼎力帮助那些生活上出现暂时困难的人。范仲淹在睢阳任官时，有一次让儿子到苏州去运一船麦子。麦船暂停在丹阳，见到了熟人石曼卿，范纯仁问他为什么停留在此，石曼卿回答逢亲之丧，无力运灵柩回家。范纯仁听到了，便将一船麦子全送给了石曼卿，让他做回家的路费。空手返回后，范纯仁向父亲汇报了此事，范仲淹称赞道：“汝已得我家风矣！”并鼓励儿子“好甚为之！”

范仲淹不仅自己、家人能做到持廉、守廉，而且还把“清廉”作为举荐人才、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从他文集中保存的部分举荐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举荐许渤时，他这样写道：“臣窃见权润州观察推官许渤，在乡曲时，众推孝行；登仕宦后，自守静节，清心至行，不求闻达……如后犯正入已赃，臣甘当同罪。”在《举张伯玉》中称：“臣窃见张伯玉天赋才敏，学穷阃奥，善言皇王之治，博达今古之宜，素蕴甚兖。清节自处，若不如所举，臣甘俟朝典。”在举荐李宗易时，范仲淹更是大赞其廉：“臣伏见知绛州，职方员外郎向约，生相辅之家，而能专儒学，谨官业，廉贫苦节，慎静寡过……居常清慎，有静理之才，无躁进之迹。”范仲淹对清廉的人大加抬爱，对不廉的人却毫不手软。在“庆历新政”时，范仲淹负责考究官员的为官履职情况。他严格执行标准，严明考核纪律，对不称职的一律降黜，对政绩卓著、能守清廉的加以升迁。范仲淹亲自审查各路监司的名册，只要发现不廉贪腐的，便从名册上一笔勾掉，毫不留情地将地方上一批贪腐官吏免掉了。当时枢密副使富弼见此情景，不无担忧地对他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愤地说：“一家哭总比一路（路相当于现在一个省）人哭要好吧！”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忠心持廉的品格，成语“一笔勾销”即出于此。

范仲淹（公元989年—公元1052年），字希文，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江苏吴县人。早年家贫，历尽坎坷；少年发奋读书，立志报国济民。进入仕途后，致力思君报国，以卓越的才能治理地方，造福百姓；文韬武略，建立功勋；积极谏君，整顿吏治；忧国忧民，推行新政；潜心学问，笔耕不辍，一生几度沉浮，始终保持着清白本色。

后人评价

欧阳修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于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不择利害为趋舍，凡有所为，必尽其方”。

王安石称其为“一世之师”。

黄庭坚赞誉其为“当时文武第一人，至今文经武略良材被储儒，譬如著龟而吉凶成败不可变更也。故片纸只字，士大夫家藏之，世以为宝。”

朱熹称其为“杰出之才”，颂其人品“天下第一流”。

苏轼称其为“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