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家继世话家训

家训是一种于亲情中培育规范、生养中予以教化的教育手段，一种于国家正式组织之外的道德教育。家训的内容是关乎人在这个社会“能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起始伦理，家训的目的是使家庭中的成员能够“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成为于己、于人、于家、于国的楷模之人，最终推动民族和国家不断前进。

中国儒家文化的起点是人性本善，人皆有恻隐之心，故道德成为国家管理最重要的手段。一种先“老吾老”然后实现“以及人之老”的道德体验，使统治者自然而然把社会道德教育下沉到家庭，下沉到个体，强调以个人修身来实现治国平天下、以家风端正来醇世风正人伦整秩序。于是，重家教、端蒙养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随之诞出的便是中国独有的家训文化。

中国家训文化有着3000多年历史，最早萌芽于五帝时代，明清达到鼎盛，有文字记载的家训自周公《诫伯禽》始，至《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四大家训出现而达到高峰。家训在中国既支撑着名门望族的发达，又渗透于草根百姓家庭之中。唐太宗李世民的《诫皇属》属帝王家训的代表，在中国家训文化中占有特殊位置，涉及皇帝对皇子们的教育，要求子孙“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每著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可以说，一部《诫皇属》成就了“贞观之治”，成就了唐朝百年盛世。而506字的《朱子家训》，则写满“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等启蒙教导，亦深亦浅，亦理亦为，其治家修身之经可为所有时代孩童阅读。

由于家训是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目的，所以内容主要表现为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大致分为两类。

一是睦亲齐家、克己宽人。也许是亲睦才能家齐，家齐才能治国平天下，所以，在古代家训中，睦亲齐家、克己宽人的内容被强调最多。著名的私塾训蒙课本《袁氏世范》便以“睦亲”开篇，诫告后人睦亲与兴家、齐家的关系，为了达到睦亲，家训甚至详细阐述了家族财产应如何分配、主人应不受婢妾仆隶谗言迷惑、姑嫂妯娌间应避免言行失和等具体方法。除此之外，在这部又被称为《俗训》的家训中，还有许多如 “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小人当敬远”等如何做人的启蒙教导。而作为克己宽人的延伸，一些官族的家训内容还不忘训诫后人清廉为官，如《包拯家训》中强调：“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二是勤劳勿奢、习业自立。这类家训造就了家族的兴旺，成就了个人的成功，培育了民族的志气。欧阳修家训《诲学说》中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不仅告诫他的后代，也告诫所有中国人学而立的重要性。有着“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之称的《颜氏家训》，以教子、治家等20篇家训，囊括修身、齐家、治国等内容，成为中国家训文化之珍宝。然而，其最独特的价值是“重技”思想，“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沉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要求子孙后代应学技以安身立命，这种“重技”观点出现在重农轻商的传统时代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国家对各种人才的培养和实学精神在社会中的培育。

明清时期，随着农商关系的调整、社会义利观的变化、富商大贾群体的出现，商贾家训开始大量出现，极大地补充了中国家训文化的内容，对中国后世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清代无名氏为子孙所编写的《营生集》，就是一本专讲商德准则的蒙训读物，“当念家道艰难，立志努力向前，上养父母下育妻儿，一生免受饿寒”“能将货物勤提理，必定明年有好音”“肯赔不是亏多句，免结冤仇惹祸殃”“恩情不念目无天，只以荷包作枕眼，薄待爹娘疏骨肉，福根削去枉徒然”等，从以商谋生到经商之道再到致富感恩无不包含在内，被后世商界认为是营生宝典，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中一份特殊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