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各种教育问题,不简单是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的问题,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是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在教育上的折射,不能简单归因,认为只是教育部门的无能。
不久前,纽约市教育总监到社区调研,遇到了两拨儿抗议人群,主题都是一个:取消纽约市最好的9所特殊公立高中招生考试(SHSAT)。纽约市目前的方案是,把考试录取改为配额录取,明年开始有20%名额给所谓弱势学生,三年内把西语族裔等少数族裔学生的比例提高到45%。
反对取消这个考试的多是以华裔为主的亚裔,理由是公平,他们认为考试录取更为公平。也正是通过这个考试,纽约这9所最好的公立中学里,以华裔为主的亚裔学生占了大多数。
支持取消这一考试的人,理由也是公平,以西语裔等其他族裔为主,他们认为以考试作为入学标准绝对不公平,因为考进去的多是亚裔。甚至有人说,华裔有钱上辅导班,我们没钱上,很不公平。的确,伴随华人移民的显著增加,纽约辅导班的数量也大幅增长,主要集中在日落公园与法拉盛,基本都是华裔聚集区,而这些辅导班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这9所高中的招生考试。
纽约市长与相关负责人的意见很明确,就是力推族裔名额分配的录取制度。
这让我想起曾经的历史。100多年前,美国的大学与今天中国大学的录取差不多,学习成绩是核心。最后的结果,就是勤奋且聪明的犹太人占据了美国最好的大学,尤其是常青藤大学。那时,犹太人还没有今天在美国这么重要的地位与影响,而常青藤大学都是私立大学,需要的是社会捐款。于是,这些著名的大学就开始动心思调整录取规则,以遏制犹太人占据常青藤大学的趋势。其中的核心,就是废除以成绩录取的原则,加入了家庭背景,特长爱好等其他因素。历经近100年的演变,这一变化发展成为今天大家所看到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从功利的角度看,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综合评价实际上是评价未来最有出息的人,而不是学习最好的人。
与常青藤大学不同,美国加州大学系统都是“公立”大学,比如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等,和美国其他著名高校相比,在录取上更重视学术能力(成绩)本身。因此,加州大学也出现了以华裔为主的亚裔人群聚集的现象。2014年,在部分墨西哥裔议员的推动下,加州参议院出台了如出一辙的SCAS法案。这一法案的核心就是,为公平考虑,在录取上不能仅仅看成绩,还要考虑族裔公平与平衡。按这一法案,华裔学生的录取比例,将从现在的30%甚至40%,下降至15%。这一法案遭到了华裔的激烈反对,最后在强烈的抗议与反对声中被退回参议院。
最近,哈佛大学在录取中歧视亚裔的事情被美国民权组织诉诸公堂,至今没有结论。年初,一些美国高校就宣布在大学录取中,放弃提供SAT、ACT等标准化成绩的要求,理由是这些成绩弊大于利,价值越来越小。
考试,对于美国的华裔来说,是最公平的录取方式,但在墨西哥裔看来,是不公平的。对于华裔来说,上辅导班是天经地义的,但墨西哥裔认为,这是不公平竞争。
相信这一争议还将延续下去,不同群体遇到孩子受教育的权利,都是寸步不能让的。
这一系列事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之一:文化因素。中国人是极其重视孩子的,放第一位的就是孩子的教育。与之相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加拿大,中国人到哪里,培训班就会兴盛到哪里,这已经无关教育理念与制度,包括社会制度。比如,新东方把分校开到华人最多的加拿大;比如,纽约、旧金山伴随华裔移民的增加,各类以考试为核心的辅导班迅速兴起。在旧金山亚裔聚集区,很多中小学门口,就是辅导班,孩子们放学后直接去辅导班,恍如国内的学而思。同样,各类升学考试往往被家长认为是最公平的入学标准。
中国的教育问题与此类似。比如,招生考试改革。我们一方面批评各类升学考试只见分数不见人,导致应试教育兴盛,可一旦调整或者修改这一录取方式,就会遇到强烈的反对,理由也是公平。
因此,中国的各种教育问题,不简单是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的问题,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在教育上的折射,不能简单归因,认为只是教育部门的无能。教育部门这些年的改革,往往会按下葫芦起来瓢,原因也与此相关。比如,课内负担减下去了,课外负担就长起来,辅导班兴盛。根本有效的改变需要时间,更需要从根子上去找到解决办法,改变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推动因素。作为更现实的办法,可能需要实事求是,承认我们在教育上普遍有过高追求的现实,采取一些理论上可能并不正确,却是更为实用的策略。比如,在减负与择校上,考试就是一种不完美却有效的手段。要实现“完美”的目标,切不可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