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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凳”
在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担架旁，相伴而行的是骑着马的张闻天。
此时的张闻天，名义上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内仅次于博古的“二把手”，实际上也在坐着“冷板凳”。
张闻天化名洛甫，出身大户人家，留日、留美、留苏，早年热衷文学创作和翻译，有长篇小说问世，郁达夫评价他完全能成为一个诗人。在莫斯科，他和王明、博古都名列“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回国后，张闻天在党内地位不断提高，先是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随后又成为仅次于总书记博古的党内领导人。
作为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革命家，张闻天对“左”和“右”一直都保持着理论警惕。在中央苏区，他就撰文批判过极“左”现象，如排斥知识分子，在肃反中的乱抓乱杀现象等。张闻天与博古很快分歧丛生。
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总结会上，张闻天与博古的分歧由暗到明。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描述，洛甫和博古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洛甫说，不应该打消耗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的态度（即右倾机会主义）。洛甫又说，咱们中国的事，不能全听李德的，得有自己的主意。
与博古冲突激化之后，张闻天和毛泽东逐渐越走越近。
不同于王稼祥，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不过，分管政府工作后，他并没有像博古那样孤立毛泽东，而是时常听取他的意见。接触越多，他越发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比如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等策略上，两人的观点完全一致。
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党中央迁至云石山，毛泽东和张闻天一同住进云山古寺，两人有了长时间深入交流的机会。张闻天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原来，毛泽东绝非王明、博古眼中的“泥腿子”，其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对中国革命未来图景的描绘，让张闻天刮目相看。
广昌战役的那场争论之后，博古派张闻天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实际上是把他排挤出了中央。长征快要出发以前，张闻天才从闽赣回到瑞金。当时关于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最高“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则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在中央纵队，毛泽东和王稼祥由担架抬着行军，张闻天骑马与两副担架同行。他们三人在行军中一有时间就相互交谈，讨论问题。
张闻天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不久，李德发现三人接触甚密，想从中阻挠，于是找来王稼祥、张闻天，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但此时这两人对他已不屑一顾。李德在回忆录中还在“抱怨”，毛泽东不顾纪律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找那个政委谈，导致对博古和他的批评越来越多。
当时，红军中有最高“三人团”，即李德、博古、周恩来，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这时，在长征中央队中却形成了另一个“三人团”———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个中央纵队“三人团”，虽然成员都处在备受“冷落”的地位，却将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
“橘林谈话”
中央红军翻过老山界后，情报显示，蒋介石已经识破了红军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并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专等红军去钻。
张闻天迅速把情报告诉毛泽东。此时，维持党和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毛、张二人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张闻天随即向周恩来提议召开临时紧急会议。
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的恭城书院（另说在县城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参加临时紧急会议的七个人在讲堂里坐下来。如今，书院模拟还原了当时的会议场景：六把座椅围着一张方桌摆开，毛泽东的那把椅子摆在一角，似乎是个旁听者。
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兵权以来，这是毛泽东首次对军事行动有了发言权，尽管只是以列席会议的身份参加，仍意义非凡。
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仅李德的《中国纪事》回忆录里有所记载。李德说他主张中央红军按原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被毛泽东“粗暴打断”了，后者主张放弃北上湘西，转而西进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张闻天、王稼祥异口同声表示“赞成”，周恩来也表示赞成。一番激烈争吵后，李德愤然中途退场。而早已没有了主意的博古，也觉得毛泽东的提议有道理。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避免了红军重蹈湘江覆辙。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三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此后，红军出其不意地由被动逃跑转向主动进击，挺进贵州，攻占黎平，不仅把蒋介石的“围剿”军甩在湘西，还赢得了喘息之机。
黎平县城的翘街相当繁华，翘街中央有一家胡家店铺，宅院宽敞。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胡家商铺召开会议。博古仍然坚持中央红军由黔转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同意的，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毛泽东不同意博古的意见，坚决主张继续向黔北进军，以遵义为中心开辟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继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朱德也表示同意。
李德因患疟疾未能参会，当周恩来把会议决议译文给他送去，他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面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再也不能忍受李德的蛮横，与后者彻底决裂了。
此时，博古、李德头上的光环已经被彻底打破。红军上下认识明确，让错误的人继续掌权，错误就很难避免。可是，正当败军之际，谁来临危受命呢？
遵义会议前，张闻天与王稼祥之间有一个著名的“橘林谈话”。对此，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4团团长的耿飚回忆：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时，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感到忧心忡忡。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周恩来和朱德“这次毫不犹豫地支持了”。
耿飚对张闻天推举毛泽东之举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10天后，也就是1934年的最后一天，贵州中部飘起大雪，大地银装素裹。中央红军到达了瓮安县猴场，把从土豪家里没收的财物拿出来，分发给当地穷人。市场上一片红火，街上到处笑逐颜开，洋溢着辞旧迎新的气氛。
新年第一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博古、李德依旧坚持原来的行军路线，毛泽东毫不客气地予以批驳，并坚持黎平会议的立场。没有经过激烈的争论，博古、李德的建议就被会议否决了。
会议解除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