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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架上的谋略
中央纵队从江西于都出发后，毛泽东、王稼祥都躺在担架上，行军中常伴左右。
毛泽东体格消瘦，身患疟疾刚恢复，无力走路。王稼祥则是在1934年4月遭遇空袭，被炸穿了肚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医疗条件简陋，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王稼祥只能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可以说，在从苏联回国的那一批人中，王稼祥是最早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才能的人。
王稼祥在留苏期间，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被称为“红色教授”。虽然他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因为对中国的情况缺乏了解，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并因此很受重用，成为王明派到中央苏区的第一批留苏干部。
1931年4月，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
王稼祥也曾和王明一样，认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还曾批判毛泽东“经验论的落后思想”，不过与毛泽东见面后，他就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吸引了。
王稼祥回忆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说：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相同，他是独特的，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新鲜和有说服力。
在与一身学者气质的王稼祥的交谈中，毛泽东对他的理论功底也颇为赞赏，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
从此以后，这对革命家就惺惺相惜。
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后，王稼祥与毛泽东一起指挥战斗。他亲眼看到，在中央苏区，凡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办的，总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中央的指示去办的，就往往适得其反。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并在政治和军事观点上越来越倾向于毛泽东。
在毛泽东备受打击的宁都会议上，王稼祥亦秉理直言：“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这一发言震惊了全场，连毛泽东都感到意外。毕竟，在当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环境里，没有一颗立党为公的公心，这番话是不敢讲的。
毛泽东曾经说：“有书本知识的人，应向实际发展，然后才能不停止在书本上，才能不犯教条主义错误。”正如其言，王稼祥就是一个在“实际发展”中纠正了教条主义错误的“红色教授”。
不过，也正是因为王稼祥脱离“左”倾“国际派”较早，他也一度成了被排挤、打击的对象。
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与李德意见向左，王稼祥不仅完全离开了工作，还险些被留在中央苏区养伤而不能随军转移。幸而周恩来提出抬也要抬走，王稼祥这才被抬出医院，跟上大部队。
毛泽东、王稼祥一路相谈。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两人的担架经常会碰到一起。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描述。
毛泽东亦曾多次讲过，王稼祥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遵义会议时，王稼祥带病出席了三天会议，并在双方势均力敌时站了出来说，“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 后来，毛泽东多次对人说：“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长征之后，王明在武汉搞“第二中央”。王稼祥又从苏联带来了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这是王稼祥第二次在党内维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