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轿子”行军
1934年冬,流经广西兴安、全州的湘江江水,冰凉沁骨。
11月27日,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渡过了湘江,随后控制了渡口,找到4处可涉水而过的浅滩,并架设了一座浮桥。
此时,全州至兴安的湘江防线,只有零星小股敌军,中央红军的机关部队即军委纵队,离湘江最近的渡口仅70余公里。倘若轻装前进,红军主力可在一天内,兵不血刃地渡过湘江。
然而,军委纵队的人马一路龟速前进,一天一夜仅前进不到20公里。最终,国民党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面形成合围之势,红军不得不血战5天才渡过湘江。
血染湘江,是长征史上最惨烈一役。这枚由于指挥失误而吞下的苦果,早在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时就埋下了种子。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包办”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为了适应大转移的战况需要,党和政府全部并入军队,党政军的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三人团”,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则被排斥在外。
博古,原名秦邦宪,比王明小3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3年半回国。留苏期间,博古与王明是同学,都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成员,在苏联历次“路线”斗争中,博古站队站得好,深得第三国际赏识。
1931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被破坏后,王明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因王明鼎力相荐,年仅24岁的博古火箭式蹿升,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王明临走前反复叮嘱博古:无论什么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不要擅自行动。
年纪轻轻的博古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李德跻身最高“三人团”,则是一系列“误会”和“巧合”的结果。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28年前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
1932年秋,奥托·布劳恩来到了中国上海。那时他可不是什么共产国际派给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而是苏军总参谋部派来给国际间谍佐尔格送经费的交通员。
共产国际确实派了一位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著称。然而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奥托·布劳恩便顶了这个“空缺”。博古虽有王明的支持,但在国内一无威望二无经验,于是拉着奥托·布劳恩这个并非正牌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当大旗。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博古成了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同年9月,奥托·布劳恩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博古不懂军事,全盘倚仗洋顾问李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能做的只是发电文执行。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博古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长征初期,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在最高“三人团”的决策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的行军队形往往是:红三军团为右翼,其后是红八军团;红一军团为左翼,其后是红九军团;中间是军委第一、二纵队,红五军团负责殿后。这种行进阵式,被刘伯承讥笑为“抬轿子行军”。
当时,中央决定所有可搬走的东西都要搬走,甚至病号的尿盆也捎上。这种“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使得红军战斗力大减。各路红军抬着军委纵队的“轿子”,既暴露了目标,也给蒋介石提供了充裕的时间,让他得以调兵遣将,在湘江东岸布置了铁桶阵。
经过一番血战,中央红军总算过了江,但从长征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面对大批红军战士的牺牲,博古几乎精神崩溃,而李德不但不检讨,反而暴跳如雷,把惨败的责任全推到红军指战员的执行上。
不过,也有让李德惴惴不安的事:从1934年10月中共的上海组织遭破坏后,瑞金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就中断了(信号需要在上海过桥),他跟自己的上司也联系不上了。
由于联络中断,在莫斯科的王明是通过日本报纸,才知道长征开始了。王明尽了很大努力,试图恢复长征中的电讯联络。1935年他派李立三和一个熟悉无线电的波兰人前往中亚,李立三还专门派了两拨人,背诵无线电密码本后经过新疆寻找红军,但都未成功。1935年3月,陈云奉命离开长征队伍,辗转多地,好不容易赶上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式,才把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消息带到莫斯科。而中共与共产国际正式恢复电讯联络,还得等到1936年的瓦窑堡会议之前。
现在看来,中共中央与莫斯科暂时失去联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博古和李德就失去了“尚方宝剑”,中共头上也少了一道束手束脚的紧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