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奥斯维辛”的拷问

　　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受害者遗属李凤琴（右二）在殉难者名单墙前献完花后失声痛哭（2016年12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掩藏在历史暗处的暴行

　　２００７年，８４岁的筱塚良雄站在七三一遗址深深鞠躬，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此忏悔谢罪。凝视着原部队长石井四郎年轻时的军官照，老人陷入沉思：这个千叶县的同乡，究竟是如何变成了魔鬼，又是如何把自己的同乡变成了和他一样的恶魔？

　　１５岁就读于农业学校的筱塚良雄本想子承父业，却在师兄的劝导下加入了军队。此时他尚不知这支秘密部队是奉日本天皇的敕令《军令陆乙第四十一号》而建——“朕命令制定并实行陆军军医学校职员兼职为关东军防疫部职员之事的方案”，关东军防疫部即七三一部队。

　　彼时，学校里尽是一些欢送出征将士、迎接遗骸返回、刺枪术训练等情景，狂热的军国主义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到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企图以“满洲”为根据地建设“王道乐土”，并扩大侵略成为亚洲霸主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明治维新后的“大陆雄飞”等思潮将日本一些青年野心大大刺激。

　　“生物武器既省钱省料，又具有不可估量的杀伤力……缺乏资源的日本想要获胜，只能依靠细菌战。”出生在千叶县富裕家庭的石井四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后游学欧洲搜集情报，变卖家产自费研究，成为狂热鼓吹和实施细菌战的元凶，除死于日俄战争的长兄，其二哥和三哥也加入了他的七三一部队。

　　这个利用血缘、姻亲、同乡和师生等关系组建的部队，实现了绝对的对外保密，因为日本早在１９２５年就与美国、德国等３７个国家签署了日内瓦国际公约，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

　　魔鬼不是一天堕落的，原七三一部队成员大川福松也经历过内心的挣扎。“刚开始不做活体解剖就不给饭吃，慢慢地人就会变了……”因为“出色”的人体试验，石井四郎将自己的佩刀作为嘉奖赠送给他，这柄狰狞、罪恶的军刀如今收藏在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前后去了９次，先是拒绝见面，答应后到了家门口又被赶出来，最终才同意作证并向展馆捐赠这把刀作为历史铁证。”金成民指着一份日军档案中的“防疫给水部队关系表”说，日军战败前在中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建立了６３支细菌战部队，仅七三一部队就有４０００多人，而作证的只有不到３０人，有的临终才肯讲述，有的一直躲避、掩盖和否认。

　　“七三一部队的所有秘密必须带入坟墓！”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在获悉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后，石井四郎紧急传达了关东军密令，要求将命令文件、实验报告、医疗器械等烧毁或炸毁，安排１５趟专列将部队成员送回日本，并严令不准暴露身份、不得互相联络，他本人更是几个月后在老家千叶县千代田村假死，举行伪装葬礼，试图将惨绝人寰的罪行深藏坟墓。

　　令人愤慨的是，除１２名未及逃亡的日军细菌战犯在苏联远东审判中受审，美国以获取七三一实验数据、战略战术、组织结构等秘密为条件，与日本达成秘密交易，使石井四郎等大批战犯逃脱受审免于惩罚，苟且在历史的黑暗处。

　　然而，日军溃逃时未及完全爆破的遗址，原七三一成员的证言，最新从日美搜集到的档案，不断发现的珍贵文物……这些铁证都在有力地述说着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