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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一本”里失落的县中
2017年高考开考后，广西凤山县高级中学校长罗凤章跟县长在一起。学生们在考场上埋头答题时，他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
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跟去年一样，他看到太阳出现了相同的日晕。他对县长说，又出来了“0”，看来又没戏了。
去年，凤山县创造了“零一本”的历史——没有一名考生达到重点大学投档线。
县长当即让他住嘴，指着天上的日晕让他仔细看看：“今年有两个圈，代表要出两个！”
县长的预测不久成真：作为凤山县唯一的高中，凤山县高级中学今年1133名考生中，达到一本线的只有两名，不到0.2%。广西有不少这样的县，整个县的一本上线人数为个位数。
同一个太阳底下，当大城市名牌中学对近百分之百的一本率习以为常时，怎样摆脱“0”，是属于凤山县21.5万人的现实。
深山之中的凤山是国家级贫困县。从地级市河池出发，经过蜿蜒的蛇形山路和未经修整的土路，绕过不时出现的塌方，要历经6小时才能来到这座没有红绿灯、没有公交车和出租车、唯一公共交通工具是三轮车的狭小县城。
占地100多亩、拥有两栋教学楼和两栋综合楼的高中已是城中最庞大、显眼的建筑。可一名即将升入高三的女生说：“刚刚考进凤高时，觉得丢人。”
这些年里，凤山像是面对一台看不见的抽水机，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不断从这里被抽出去。
县教育局副局长罗岳坦言，在凤山，最富裕家庭的孩子或者成绩最好的孩子，会被送到南宁、柳州，次一点的去河池，差点的也要送到周边教育质量相对较好的区县。区分往往从小学和初中开始。
留在凤山高中的3000多名学生不具备选择的条件。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外打工。学生、家长和老师都心知肚明，其中仅有约十分之一能达到本科线，这将是大部分人的天花板。在广西，这一“天花板”分数线近年来只有300多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过去“撤点并校”、发展“超级中学”的思路下，县城乃至更基层的普通学校被忽视，衰落属于必然，凤山县的窘境是其中“最极端的表现”，类似情况在全国并不鲜见。
即使花钱也“买”不回高分考生了
凤山县教育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从县城到村镇，凤山各类学校最关键的任务仍是“修建校舍和基础设施”，所需经费约4.4亿元，目前缺口4亿元。
凤山高中按照2400名学生就读设计的校舍，目前容纳着3000多名学生。一些班级不得不在实验室、图书室甚至校外上课。运气好的学生能住上16人一间的学生公寓，另一部分只能住在教学楼内改建的通铺。扩建校区遥遥无期，很多师生知道，“很多年前拨下来的建设用地，现在还种庄稼呢。”
校内40多台多媒体教具年久失修，十几位教师合用一台电脑。凤山闭塞的环境以及两三千元的月薪很难对教师构成吸引力。校长罗凤章苦笑着说，“想招聘三位老师，结果面试者只有一位”；5年前招聘的十几位年轻老师，如今“全部跑光了”。
每年都有十几位教师离开。在生物组，教师近年来以每年两人的速度流失。罗凤章向记者证实，目前年长的教师以专科、函授本科学历为主，年轻教师基本毕业于三本院校。地理、生物等科目就连专科生都难得。
女生牙乔莉以仅仅高出一本线14分的高考成绩，成为今年的凤山县文科状元。她此前跟着外出打工的母亲在江西上学。回到凤山时，她觉得“课根本没法听，完全靠自习”：英语老师在课上讲初中的定冠词知识；年长的数学老师努力想把课教好，却讲不明白习题。
一些学生说，对照课本就不难发现，一些任课老师讲述的内容并不准确。
因为财政拮据，教师代课、假期补课以及看守自习均无法得到收入，基本工资外鲜少补贴，这使得凤山高中教师的收入和其他市县有明显差距。罗凤章承认，“几乎每一个教师都有意见”，因此有老师旷课或应付了事。
牙乔莉记得曾有老师旷课，理由是“去喝酒”。有的老师下课铃一响立马走人，即使当堂的知识点并未讲完，下节课也不会再提。还有的老师在晚自习布置了测试卷，直到高考，卷子也没有讲评，连标准答案都没下发。
生源也在被抽走。近几年，按照中考成绩，凤山每年有大约70名“A+”和200名“A”等级的考生，这些“一本的苗子”全部流向外地。即使是大约300名第三档的“B+”考生，凤山高中也只能留住其中的一百多名。
一些任教时间较长的老师感慨，过去没有这么“狼狈”。
2003~2004年，凤山县一度有18位考生达到一本线。牙乔莉的班主任韦述领记得，10年前能招录到“A”类考生，有毕业生能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名校。可如今，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大家都喜欢往外跑。
韦述领忍不住感慨，几年前，被逼无奈的凤山高中还能用5000元奖金“买”到一两位中考“A+”的考生。可这两年，即使花钱、托人情，也没有高分考生肯留下，“买都买不到了。”
凤山高中70%的学生家长都在外务工，很多班级3年都开不起一场家长会。听说孩子在学校犯了事，他们会在电话里急得说不出话，还有一些父母在电话里明说，“在外面赚钱供他读书就很不容易了”或“孩子就交给老师您了”。
高三学生韦佳宏居住的镇上，他的同龄人差不多有半数放弃读高中，其中大部分前往广东打工，他们逢年过节带回的有趣见闻在年轻人中很受欢迎。有时一所初中初一招收240多个学生，中考只剩100个。
一些学生对记者表示，自己并不喜欢读书，只是年纪太小，出去打工太累，“还是上学比较轻松”。
弃学外出打工的学生大多家境较差；留在本地就读的家境中等；相比之下，镇上企业主和教师们的孩子处在“顶端”，他们大部分在小学和初中就被送到外地。韦佳宏的几个“发小”属于这种情况。8岁以后，韦佳宏几乎没见过他们，只知道他们如今的成绩要比自己高一两百分。
当县中丧失了培养重点大学学生的能力，恰恰剥夺了农村学生享受教育公平的权利
如果以高考为标准，现在的凤山显然飞不出“金凤凰”。
但罗凤章校长说：“培养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的学生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就是要教他们好好做人。”
作为全县唯一的普通高中，凤山高中每年要完成上千个高中招生指标。周边市县高中的录取线维持在500分上下时，凤山高中已低至300分，这意味着不少学生的中考单科成绩只有二三十分。
一位班主任认为，他的学生能做到“按时作息”，已是理想状况。他欣慰地说，学生刚入学时会若无其事地当着老师的面抽烟，如今看到老师会慌忙把烟掐掉，向老师问好。
“如果没有我们，近千名学生得不到教育，就这么流进社会”，这位班主任认为，凤山高中的定位不是“拔尖”，而是“兜底”，能让那些中考300分的考生在3年里不辍学、不违法，成功地将他们护送进大学校园，“已经成功了”。 “育人”比起“教书”，是更加急迫的任务。
韦述领曾有学生在初中就染上毒瘾，高中时被发现，老师没有让他退学，反复劝说、陪护。这名学生最终戒毒，考上大学。
另一位学生回忆，一度因贫困想要退学，可“老师反复做思想工作”。这名学生后来考上大学，成为家乡的一名小学教师。他说自己这些年一直早晨6点30分起床、周末也不睡懒觉的原因，要追溯到高中时，老师“不管刮风下雨，每天6点20分来学校喊我们起床”。
韦述领担任班主任6年，累积出十几个档案册。档案的主要内容是每位学生的考勤记录，学生迟到的情况被精确到秒，违纪原因五花八门。他解释称，期末时，拿着这些记录去和学生及其家长沟通，更容易讲清道理。
罗凤章曾在巡视校园一周内，逮住200多个违规的学生。这些学生轻则上课睡觉、玩手机，重则打架斗殴。他把他们聚集起来上思想品德课，播放德育录像，这项制度保留至今。
在这所学校，班级入口钉着木柜，学生上课时需要按照学号把手机塞到一个个小格子里。教室门口贴着学生的座次表，方便巡查教师透过窗户记录违纪学生的名字。班主任们会在午夜甚至更晚的时间，站在学生宿舍门口打开手电，提醒屋内还在打手机游戏的学生关机睡觉。
那位自认“成功”的班主任也承认，每天把绝大多数时间花费在维持纪律上，已没有更多心思去研究教学。
另一位老师毕业于凤山高中，回校任教后他感觉母校“变了”，“学习氛围却比以前差了太多。”
他认为，如今学校里的“快班”，其实连过去的普通班都比不上了。
2016年高考出现“零一本”后，韦述领清楚地记得，亲人回来抱怨，“不敢说自己有亲戚在高中教书，会被笑话。”在省市教育会议上，他也感到其他市县的老师谈起凤山难掩嘲讽，认为这里的学校“误人子弟”。
凤山每年几十名中考“A+”生源，几乎全部来自县城，96个村里能考到这一成绩的学生至多一两个。这意味着，无论依靠成绩还是家境，能在高中前走出大山的孩子基本来自城镇。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孩子而言，最好的归宿就是考入凤山高中。
“始终有舆论鼓吹一枝独秀的‘超级中学’‘优质中学’有利于农村孩子跃迁，事实恰恰相反。”熊丙奇说，“在拥有超级中学的城市，农村学生的本科一批上线率几乎全部下跌。”
“把培养高分学生默认为超级中学的任务，无疑是推卸责任。”熊丙奇认为，像凤山一样，当县中丧失了培养重点大学学生的能力，恰恰剥夺了农村学生享受教育公平的权利。
他认为，对于农村子弟“均衡、公平”的教育体系，应该是“每个县都有至少一所优质的高中，一部分优质的师资生源留驻，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良性循环”，而不是所有优质资源都向城市和个别超级中学集中。绝大多数农村孩子无法进入门槛较高的超级中学，这些资源再“优质”也与他们无关——最终，留给他们的只有愈发干涸的县中。
“拯救的钥匙其实在政府手里”
为了培养出高分考生，凤山高中近年尝试过各种努力。去年出台的奖励办法是，从紧缺的学校经费里挤出资金，奖励高分考生。高二高三学生月考达到一本线，每次奖励200元；如果分数超过600分，“依照分数给予等额金钱奖励”。
另一项措施，是与南宁三中签订对口帮扶协议，后者是本科一批上线率在85%以上的中学。
2017年夏天，罗凤章拿出大半时间前往临近区县考察。其中有的中学同样地处贫困地区，教学成绩一度与凤山高中相仿，如今却能在每年招录约100名中考“A+”考生的情况下，使近300名学生本科一批上线，效率甚至高于整个河池市综合实力最强的河池高中。
为了留住生源，这个县几年前曾规定，公务员和教师子女，无论中考成绩如何必须在本县就读，否则年终考评不合格。各乡镇也需要落实中考高分考生在本县就读的名额，凡是将孩子送到外地读书的，一律视为经济条件过硬，不得享受任何贫困补助。与此同时，县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奖励师生。
如今，不再使用强制手段，当地也能留住大多数本地高分考生，教育质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凤山高中也在5年前采取“违规手段”设立初中班，从初一直接培养学生，并与学生签订协议，要求无论中考成绩如何，高中须留在凤山就读。
2018年，第一批初中班约百名学生将参加高考，根据目前的模拟成绩，罗凤章估计大约有20人能达到一本线。
“当大城市和超级高中肆无忌惮地吸收高分考生，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教育资源，只能以违规对抗违规，有些无可奈何。”熊丙奇回忆自己在另一省份调研的经历，有的县教育堪忧，校长没精打采地对他说，“有希望上一本的好学生，甚至培养到高三了，都会被超级中学抢走，老师们都觉得没劲。”
另一个县的官员则告诉他，该县高考成绩不错的诀窍竟在于初中教育刻意“放水”，压低中考分数，从而使得超级中学无法在本县招生，将优质生源留在县内。
熊丙奇这些年始终呼吁，不要对超级中学过分迷信。他甚至认为，比照录取生源的质量，超级中学的高考上线率并不耀眼，“离开优质生源，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相反，不被看好的县中只要优质的师资和生源回归，教学质量也会得到提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良好的求学环境，反哺更多无力进入超级中学的普通学生。
在他眼中，像凤山高中一样濒临凋敝的县城中学，“拯救的钥匙其实在政府手里”。方法无非两条：一要严格执行教育法规，限制异地招生，将本地生源留在本地；另一方面，加大投入，全力提升辖区内教育质量。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在凤山这种贫困县，重筑教育体系并不简单。想要改变高中的窘境，必须从底层抓起，首先完善乡村的幼托机构和小学、初中的教育现状。
他担心的是，地方主政者追求一时的政绩，试图采取一些“短平快”的方式拉高录取率，却对构建一个良性循环的教育体系不感兴趣。
距离2017年高考还有半年时，不放心的罗凤章跑到河池求情，将牙乔莉在内，全校成绩最好的10名学生送到河池高中读了最后一学期。
这项措施被罗凤章反复强调为“没有造血功能的无奈之举”，被一些教师视为“践踏尊严”。可就在几天前，县里做出决定，希望将这一手段进一步“发扬光大”：今年将成绩最好的50名高三学生送到南宁三中培养。
作为仅有的两名考过一本线的毕业生，牙乔莉在高考后迎来了属于她的表彰大会和3000元奖金。很多人并不清楚，她随打工的母亲，一直在江西读高中。除去前往河池的一学期，她在凤山高中实际只就读了一个月。但整个夏天，她都是凤山的骄傲和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