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津：“故宫男神”的“钟”情

《我在故宫修文物》热播后，气度儒雅的钟表修复师王津被网友“晋封”为“故宫男神”。

冬日午后，阳光泼洒下来，王津逆光坐在一间可以容纳好几十人的会议室里等着被采访，五官被打磨得更显模糊儒雅。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两点，王津提前一刻钟就到了。他站起来，把记者一一迎进来，待众人落座后，才自己坐下，淡淡地笑着解释：“正搬家呢，小屋里工具、文物全都打着包，实在不方便请各位过去，所以在这儿借了个会议室。”
 

会议室的墙上，挂着一个圆形的钟，不紧不慢地转着，王津不时抬头看一眼，时间、钟表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不独光阴朝复暮

王津，红了，在年过半百的时候。外人都说，他红的原因是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火了。他不太认同，他把自己的意外走红归结为：“打动观众的是文物”。

这就是王津，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钟表室的修复师。他自己就像是一块精密的机械钟，无论外界如何，自己永恒地维持着嘀嗒嘀嗒的节奏，不急不躁，不慌不忙。

2013年，王津就曾经上过电视，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等全都露了脸儿。那会儿，他坐在文物背后，偶尔点评解释一两句，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手里的时光。

当时，一位男性观众徒手击碎了故宫大殿的一块玻璃窗，导致临窗陈设的一座钟表跌落受损。

受损的玻璃窗属于故宫内西路开放区的翊坤宫正殿原状展室。这座宫殿建成于明永乐十五年，原名万安宫，明嘉靖时改称翊坤宫，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地方。清代慈禧太后住储秀宫时，每逢重大节日，都要在这里接受妃嫔们的朝拜。慈禧五十寿辰时，也曾在此接受大臣们的祝贺。如今，这座宫殿保持着清末原状陈列，向观众开放。但更多人熟悉这座宫殿，是因为一部《甄嬛传》，华妃娘娘的寝宫就假设在翊坤宫里。

“华妃娘娘的钟”被第一时间送到王津手里修复。故宫还特意组织了一次集中采访，十多位记者一拥而入，王津不时提醒：“各位，稍微留神，尤其是背双肩包的。屋里窄，桌上东西多。”

安顿好了长枪短炮，王津端坐在文物后边，慢条斯理儿地说：“这次被损文物叫铜镀金转花水法人打钟，是清宫旧藏，18世纪英国制造。其底部内置机芯，正面有三组料石转花。底部上方四角亦安设转花。文物中部为三株棕榈树及水法装置。棕榈树托起上方的圆形时钟，钟上立一敲钟人，与钟表机芯联动，可报时。该文物按照国家文物评定标准，为二级文物。”

全程没打磕巴，没有废话，干脆利索。

他偶尔用手轻指文物，点到即止，仿佛手下不是冷冰冰的金属件，而是一朵娇嫩的花苞。

此时，桌上文物的真实状态，用伤痕累累形容，毫不夸张——原本的防尘罩已经全部散架，直立钟体上部“扭伤”，万幸的是最娇气的白色表盘完好无损，但表蒙子脱落了，齿轮仍然可以运转。

“修得好么？”

王津胸有成竹：“受损的玻璃件儿，宫内仍有原料备用，修复不成问题。”

那会儿王津还没火，所有镜头都对准了他面前的钟。这位儒雅的钟表修复师坐在钟后，丝毫没有关注到镜头，耐心地讲解着往事：这款钟表是英国特别为中国打造的，不仅制作工艺中融汇了东方宝石镶嵌技艺，而且出厂就是两座。“西方制作钟表多是一座，只有东方讲究‘好事成双’。”

如今，王津再出现在镜头里，依然愿意将文物放在前面。他很满意自己的设定——最佳男配角，发挥出钟表的最佳演技才算是他的本职工作。

一弦一柱思华年

即使每天把时间握在手里，匆匆时光依然从指缝里逝去。今年，王津体检的时候猛然发现，从小到大保持的1.5的视力下降了。

“岁月不饶人，也是该眼花了。今年视力0.8。”王津摆摆手，笑了。这笑容背后凝结着一丝不得已的怅然。

1973年，王津的奶奶去世了。12岁的少年搬去跟爷爷同住，说照顾其实有点牵强，更像是就个伴儿。

“爷爷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小时候我偶尔就会去给他送饭。每次就让送到神武门外边儿，爷爷溜达到门口取。他一般不愿意让我们小孩儿进宫玩，他说了这宫里一草一木都是公家的。”至今王津谈起这段的时候，眼神都会发光。这是他儿时的记忆，饱含着对亲人的记忆。“那会儿故宫对我而言，就是神秘的。有时候也会胡琢磨，高高的宫墙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后来爷爷年纪大了，有时候报医药费、去医务室拿药，也是我去跑腿儿，那会儿对我而言故宫就是一个单位，每次匆匆来了就走，顾不上多看。”

1977年，王津从北京市第九十一中学初中毕业，准备响应号召下乡插队。10月，朝夕相伴的爷爷去世了。算是一种照顾，王津接到通知可以去故宫接班。一开始得到的信儿是去图书馆。也是恰如其分，王津话不多，目光清澈，文质彬彬的。

不过，院领导可能觉得男孩子更适合在文物修复厂工作，上班第一天，老厂长就带他到各个工作室转了一圈。

一转就圈住了他的岁月。

走到钟表室，一席帘子半遮着屋门，只有一位师傅正忙乎着，他就是后来王津的师父——马玉良。

他停下手里活，站起来引着王津去看桌上摆着的两件钟表：“你喜欢什么呀？”

王津透着实在，憨憨地说：“不知道。”

他又问：“你喜欢动的还是静的？”

“喜欢动的，好玩儿。”王津打开了话匣子，“我三四年级时拆过自行车，把链条卸下来，洗洗车轴，上上机油，觉得挺有意思。”

老师傅笑了，眯着眼睛，说了一句“挺好”。大概过了十来天，王津接到了通知，去故宫博物院钟表室上班了。王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打量着爷爷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牢牢记得千百次的叮咛“不能拔一棵草，不能摘一朵花，不能对这里的任何东西心怀觊觎”。

几年前，在一场民间钟表展览会上，台湾著名收藏家黄嘉竹带来了一件得意的藏品——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送给女儿的一块怀表。一片追捧赞叹声中，黄嘉竹拉着王津，执着地询问：“故宫有没有这样的表，这上面有女王的签名。”

王津仔仔细细地把怀表放在手里端详了一番，诚恳地摇了摇头。黄嘉竹心满意足。

确实，一辈子沉浸在精确到毫厘的机械修复中的王津，对于价值的判断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超脱和淡然。也许，这就得益于爷爷儿时的叮嘱。

择一事“钟”一生

刚开始上班，王津学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修表，而是打水。直到现在，正在打包的老修复室一角依然摆着一个脸盆架子。

“每天下班，师傅都得洗手。他不洗手，谁也不敢动。这水谁打？总不能让老师傅临下班自己去打水吧？当徒弟的得有眼力见。”

为什么下班先洗手？

因为传统的钟表修复讲究的是用煤油清洗机械构件。双手必须长年累月地浸泡在煤油里，有时候手一洗就是一个小时。“师傅说了，宁可伤手，不能伤文物。”王津说得轻描淡写。“谁干了谁知道，别说手了，鼻子就熏得受不了。”

然而，古钟的铜质零件经过这样一遍遍的清洗，才能焕发出久违的光泽，也露出了程度不一的残损。“修复后过几十年还能保持得很完好，有的可能会有一层淡淡的氧化层，但绝不会有腐蚀的痕迹。”

王津的师父是从故宫警卫队转来的，严肃不苟言笑。每天八点上班，他七点半就进办公室，也不言语，绕着工作台转悠。

“我们的活儿都摆在桌上，他从来不问你干到什么程度了，活不干利索了，绝对不允许你碰下一个活儿。”

其实说是干活儿，第一年学徒是不让碰文物的。就是练练基本功，比如弄点铜丝，粗的细的，锉个销子之类的。

这规矩谁定的？没人说得清，师父的师父就是这么一辈辈传下来的。

师父的师父是谁？2014年12月，国务院批准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发布了，古代钟表修复技艺榜上有名，王津是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师父马玉良是第二代传承人。第一代传承人写着徐文璘的名字。

其实，再往前捯可以追溯到1601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将40多件贡品送给明朝的万历皇帝，其中就包括一大一小两面西洋钟表。至此，红墙金瓦的紫禁城里，打更的声音外，增加了嘀嗒嘀嗒钟表流转的声音。同时催生的一门技艺，就是钟表修复技艺。

最初的钟表技师是西洋传教士。1648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抵京，被征召为清宫御用作坊——造办处的钟表匠师。到1811 年，总共有15位传教士入宫承接皇帝下达的制钟、修钟的任务。

清乾隆年间，宫里成立了“做钟处”，制造钟的技术达到鼎盛，参与设计、制作、修理钟表的技术人员也随之增加。钟表匠人也有了中国人的参与，其中还按照地理位置不同，分为南匠和北匠。还有一类是做钟太监。

三百年间，故宫的钟表修复技术从未断过档。清末前后，仍有少数钟表维修的工作人员在宫里供职，其中就有徐文璘。相传，他早年还曾经跟洋人切磋过手艺。

之后，徐文璘培养了徐芳洲(徐文璘的儿子)、白金栋、马玉良、陈浩然四位学生，他们成为故宫修复古钟表的第二代传人。

如今，王津收了徒弟——亓昊楠。像是钟表一样，这门技艺又一次可丁可卯地传承着，没有漏跳或者缺转儿。“今年，我们这屋里还能热闹些，应该能来一两位新徒弟。”

鬓华虽改心无改

王津数不清楚自己修过多少座钟，只一个概数：40年两三百座。但是经手的每一座钟，一提名字，基本当年修了哪儿，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一件“变魔术人钟”被王津提起的次数最多。这座钟由瑞士钟表大师路易斯·罗卡特在道光九年制造，高70厘米、宽50厘米、厚度约30厘米。神奇之处在于，钟内有一个变戏法的老人，手里拿着豆子、小球。运转时，钟顶小鸟不断张嘴、转身、摆动翅膀，身下圆球随之转动，三个圆盘也同时不断变色转动。

“故宫的钟表都是独一份儿的。我们也到访过不少国外博物馆，也接待过不少外国文博界的专家，还没有谁敢说自己馆藏的西洋钟表比故宫的精彩。”一贯温润的王津难得激动了，手舞足蹈了起来。

您想啊，这些故宫藏的钟表都是“贡品”，是送给这个国家最尊贵人的礼物，代表着一种仪式。尤其是清代的顺治、康熙和乾隆三位皇帝，钟情西洋钟表。为了讨皇帝开心，各国送来的钟表，走时、打点的基本功能已经被忽略，复杂独特的演绎功能才是较量的重点。因此，这些钟表被修复师们爱称为“玩意儿”。

据说这座“变魔术人钟”曾计划修，但是一耽误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就回库了。老师傅们见过这钟，形容起来就一个字“破”。

1998年，王津动过念头修这座钟，但迟迟没敢上手。犯怵的原因是，这座钟太复杂了，共有1000多个零件组装成了7套系统、5套机械联动，底盘的齿轮多得就像一座盘根错节的“迷宫”，“瑞士的专家也来宫里看过，这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复杂的西洋钟表之一”。

2007年，荷兰想借这座钟展出。王津和亓昊楠小心翼翼地把钟从库里请出来。“机芯、开门都坏了，链条也断了”。

开始修的时候，没有图纸，王津师徒俩一步步地拆，细小的零件摊了一张双人写字台。俩人喘气儿都小心翼翼地，生怕吹跑了什么。

该补的补，该修的修，装起来调试的时候最磨人。“7套系统有连接，有管走时的、有管音乐的、有管开门的、有管鸟叫的、有变魔术的……一环扣一环，稍微差一点儿就打架，卡在一起还不敢硬掰开。好在我们都有耐心。”

前前后后忙活了一年，这座钟修好了。2010年，它还远赴荷兰展出了半年。“不过跟在故宫钟表馆的钟表一样，演绎功能并没有展示。感觉有点可惜，但也理解。”

自从火了，王津偶尔也要按照博物院的安排出席一些活动，比如参加《我在故宫修文物》电影的发布会等。他的头发每次都梳得一丝不苟，几根白发夹在其间。

有人夸他：“您看着这年轻。”

王津笑而不答。一辈子踏踏实实干活，通过双手与异国古代匠人的智慧对话，凶猛的时光也被感动得温顺起来。

初会便已许“钟”生

跟钟表打了一辈子交道，王津却没给自己置办过几块像样的手表。他说：“看时间的方法可多了，我们工作室里永远有标准钟。修复的时候要照着对时间的。”

在他的时间里，他习惯性提前。“早点到，一切都有准备。”王津说，“经过盘点，故宫博物院如今珍藏着大约1500座西洋钟表，其中我上手修复过的有两三百座。如果再算上前两辈修复师，大约有1000多座被修复过。但是大约还有300到500座在库房，从来没有动过。”

说着说着，他先把自己逗笑了：“谁都不愿意干复杂的，所以去库里提文物的时候一般拣容易的修。剩下的都是不好啃的硬骨头，修复工期肯定也会越来越长。”“小亓这代，我看是修不完了，至少还得有两三代人，才能修完一遍。”

修完了，钟表修复师干什么去？“目前，故宫西洋钟表还处在抢救性修复阶段，随着钟表收藏越来越完好、展览安排越来越密集，保养性修复或将成为以后修复工作的重点。这都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来为宫廷钟表修复带来新的活力。”

40年前，王津去钟表修复室里转了一圈儿，从此与钟表打了一辈子交道。儿子在他的耳濡目染下，如今也成了一位钟表修复师。提起这事儿，王津挺知足。

“儿子从小就跟着我一块上班，放学后就在工作室旁边写作业，看着这些老宫廷钟表长大，对这个有感情、有兴趣。”和大多数90后的年轻人一样，王师傅的儿子平时跟父母交流的内容不算广泛，“我们每天在一起聊的都是钟表，有时候他回家来谈，有时候就在微信上交流。”

王津火了，希望采访他的媒体需要排队，才有机会撮堆儿跟他聊两句。有时候问的问题重复了，这位故宫的文物修复师依然温文尔雅地回复着，不厌其烦，也从来没说过“你看看以前的报道”之类的话。

采访结束，他骑着一辆1986年产的凤凰牌自行车回修复室，夕阳西下，他一边慢悠悠地戴手套，一边说：“我们这个行业，择一事终一生。再干四五年，我就到了退休的年纪了，如果身体允许，如果故宫需要我，我还是会继续留下来，修文物的。”

时钟嘀嗒，我们听过无数的故事，最好的大抵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