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完整认识我国经济社会新常态六大特征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经成为共识，但是新常态与过去相比，新在哪里的认识却不尽相同。用发展眼光看，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今天与昨天肯定不一样，这没毛病，但比较肤浅。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而言，我认为我们不但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种种表现，还应当透过现象，从现实状况、客观规律和发展周期上准确完整认识我国经济社会新常态，为又快又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重要条件。具体有：

1、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并朝着世界第一位目标扎实迈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的位居世界第10位跃升到今天的位居世界第2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虽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依然不高，但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并朝着世界第一位目标扎实迈进的事实，还是极大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不仅如此，作为研究人员，我注意到从2010年以后，国外大大小小的智库，都不约而同地在启动了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达到世界第一位的前瞻性的智库报告。虽然他们的动机、想法和目的各不相同，有善意也有恶意，有认真也有浮夸，有科学也有虚假，绝大多数的报告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位的时间区间落在5-15年之间。

个人认为，以中国目前均衡的发展速度，10年之内中国经济总量可以稳居世界第一位，这将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也是世界和中国都必须面对和接受的现实。

这一事件从有意义方面讲，一是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管你是愿意或不愿意，在世界经济的版图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大，甚至可能担当第一位的作用。二是从中国角度看，说明中国的经济又取得了新的进步，中国及人民的福祉又得到了新的提高。

从无意义角度讲，一是从世界角度看，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和经济影响力在增大，但只能说明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并不代表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强国。二是从中国角度看，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总量的增长可以使中国坐上世界第一的宝座，但按人均计算，中国人均GDP依然排名在世界几十名之后。

这一大概率的事件附带产生的影响和反映最大的当数美国，无论从心理还是从现实上讲，都有一个适应和承认的过程。对于目前经济总量位居中国之前的美国，从正面讲，过去美国依靠崇尚自由竞争、依靠自由竞争、并通过自由竞争，成功地进入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今天应该没有理由反对和阻碍中国超越。从反面讲，崇尚自由竞争就意味着不甘落后，在明知有人在未来的一定时间内会超过自己时，仍能保持心态平静的非常少。更多的情况是给竞争对手不断制造麻烦以阻碍其发展，就象现在中国所遭遇到的一样。而且这种局面至少要延续到中国成功超越美国的现实发生后的那一天才有可能消停。

这就是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最直接的新常态！

所以现在才有了关于是否存在修昔底得陷井、如何避免修昔底得陷井的大讨论。

面对这个新常态，我认为应该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保持清醒。客观看待中国当前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冷静应对所遇到的问题。二是坚定走好自己的路。历史又一次给予中国独占鳌头、引领世界的机会，敢不敢抓、要不要抓、能不能抓的主动权、决定权都在我们手中。保持定力，坚定走好自己的路是最佳选择。三是开展有理有节的斗争。在走向中华复兴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有的是有意的、有的是无意的、有的甚至是恶意的；有的是人为的、有的是客观的、有的是甚至是技术的，都需要进行区别区分、分类分项解读，对人为和恶意的要开展有理有节的斗争，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2、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意味我国将进入“走出去”大于“引进来”新阶段。

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考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的指标是有效的。一般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000-5000美元以下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其发展模式只能实行“引进来”为主的模式；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5000美元，说明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其发展模式开始发生转变，在实行“引进来”为主的同时开始出现少量的“走出去”。这个过程将一直延续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000-8000美元之间区域，从下限5000美元的“引进来”为主和少量的”走出去”，到上限8000美元“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说明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高度，其发展模式进入“走出去”大于“引进来”的阶段；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说明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达到发达国家或地区水平，其发展模式也进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

“十二五”时期，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从一般规律上讲，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已经进入拐点，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实行的“引进来”为主的发展模式不同，总体上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已经进入到“走出去”大于“引进来”的阶段。一般意义上的“走出去”可以是国家或地区、企业的自发的行为，主要是根据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劳动力供给等诸要素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但是如果可以和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战略相呼应、相配套，那就可能产生巨大的联动效应。

正是基于这一新情况而产生的新机遇，习近平同志于2013年适时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即“一带一路”）。这一战略的提出，不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成为中国首次以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国际区域发展理念和战略提出的倡议。

“一带一路”的意义在于，一是把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有机结合起来。它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构想，也是沿途国家共同繁荣的有益之路。二是有利于增进沿途国家关系、地缘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为世界经济的区域合作提供一个创新的模式。

历史机遇又一次悄然到来，中国无疑又在抢抓这个机遇上掌握了主动。

3、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意味着我国正处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

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将全球的国家和地区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具体标准数额逐年调整。2014年报告的2012年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分别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3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36-408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86-1261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616美元以上高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井”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GDP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加上原有发展中积累的各种矛盾，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

在近50年来的全球经济体中，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很少。根据贾康先生估计近50年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10%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可见难度之大，因此成为著名的中等收入陷井命题。

从社会实践看，落入中等收入陷井的国家，以南美国家最为典型。主要原因：

一是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及时发生转变。这些国家或地区大多从下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发展而来，有的甚至从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发展而来，其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从总体上讲一般都低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其发展模式大多以吸引或吸收先进国家或地区资金、技术、人才为主，缺乏自主的技术创新，当这些国家或地区发展进入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时，其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从总体上讲开始向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靠拢，原有的仅仅吸引或吸收先进国家或地区资金、技术、人才为主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急待转变发展方式。现在看，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没有完成这一转变。

二是过早中断工业化进程。当人均GDP进入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水平时，不能简单地因此认为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其实这些国家或地区绝大多数都是从一穷二白起步的，当人均GDP进入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时，其工业体系往往都比较滞后，有的甚至还没有。这个时候如果中断工业化进程，无疑将使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增长失去动力。

三是体制机制照搬发达国家或地区。最典型的是过早进入高福利时代。

当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进入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高线附近，向前就跨过中等收入陷井，后退就真落入中等收入陷井。综观落入中等收入陷井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和教训，要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井，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在更高水平上，建立符合发达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方式。

二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断增强综合竞争力，为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的增长提供动力。

三是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相配套的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

4、我国三个产业比例中服务业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比重，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迈向后工业化阶段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看，最先是游牧，后来好一点的安居下来自己种稻子和养殖，农业社会出现了，当时很简单，它的经济构成里面一定是农业即第一产业的产值与增加值占主要地位，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从而形成第一产业即农业产值占主导地位的格局。又过了上千年，在经历了漫长的农耕社会之后，英国率先搞了工业革命，伴随着工业革命，机器生产出现了，人类社会随之进入工业社会，出现了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即第二产业产值超过第一产业，也就产生工业的比重超过农业，这是判断工业社会的一个标志。在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之后，新技术革命浪潮随之而来，工业化、信息化催生现代服务业，出现了服务业产值超过工业产值，即第三产业产值超过第二产业，这也成为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一个标志。不仅如此，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不仅超过第二产业，而且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其比重也不断提升，甚至高达70%以上。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是进入到信息社会，因为之前的社会称之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所以有的认为现在的社会以信息为标志的那么就叫信息社会。我个人不太倾向于使用信息社会，现在使用这个词还太早了一点，它应该是工业化之后的一个社会，把它命名为后工业化社会，这肯定不会错。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新中国建立后，完成工业化成为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加快。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总体上我国工业化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与此同时，也开启了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阶段。据统计，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虽然总体水平还不高，但也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也就是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6：39.8：51.6，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服务业增速比第二产业高出1.7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比第二产业高出11.8个百分点。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和就业第一主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稳步提升，对国民经济的带动和支撑作用明显增强。

在此阶段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认清我国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我国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这标志着我们国家大规模的集中成片的工业化过程已经完成，虽然不排除个别地区、个别行业的工业化依然要继续推进。因为社会发展它不可能是齐步走，它不能某一天宣布进入或退出某一阶段，它总是在前后交叉、相互渗透又相互区别中前行，所以判断达到什么阶段非常重要，这有利于加快转型和寻求突破。

二是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近年来，现代服务业在互联网的支持下发展迅速，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亮点层出不穷，具备做大做强做优的条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稳定器和助推器。

5、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大关并处于加快推进中，表明我国城镇化第一阶段任务有望在未来10年内完成

我国城乡人口平分秋色的年份是2010。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总人口为13.4亿。其中，城镇人口为6.66亿人，占49.68%；乡村人口为6.74亿人，占50.3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6.66－2.21）/13.4即33.21%。

从那时起到2016年，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83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93亿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比上年末提高1.25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1.2%，比上年末提高1.3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出现以下三个新的特点：

一是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大关。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住在城里的人超过住在农村的人，一直以来，中国农村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有了根本改变，这是中国国情新变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为此，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同时召开了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就是因应这一变化的开始。

二是我国城镇化率在超过50%大关之后处于加快推进中。2016年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比2010年的49.68%提高7.6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27个百分点。2016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1.2%，比201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3.21%，提高7.9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33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城镇化速度正在稳步推进中。

三是我国城镇化第一阶段任务有望在未来10年内完成。由于各国或地区的国情、人口、地理、资源等条件的不同，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城镇化的终极水平即俗称的天花板也是不同的。个人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终极水平即俗称的天花板应该是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85%。而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又分成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口数量快速增加为主、提供人口融入城镇基本生活条件的城镇化阶段，以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为标志，有望在未来10年内完成；第二阶段是提高人口融入城镇水平为主、继续接纳剩余人口的城镇化阶段，以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5%为标志，这个阶段大约需要三十年左右时间，应该在2050年之前完成。

按照2010-2016年中国城镇化年平均发展速度，以2016年为基数，未来10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70.05%和54.5%，即完成我国城镇化第一阶段任务。这是机械和静态的保守测算。实际情况是目前的城镇常住人口中把应当计算在内的以下几种情况计算进去，那么我国城镇化第一阶段任务完成的时间将大大提前。

一是已经进城的农业人口由于不符合统计常住人口的规定而排除在城镇常住人口之外，不被承认的进城人口。这部分人口绝大部分由己进城务工人员的家属组成。又称之为在路上的人口。每年春节和寒暑假都成为中国特有的春运和暑期运输的主力军。这部分人口名义上未进入城镇，但已经脱离农业，不是农民了，实际上是暂居在农村的居民。只不过他们由于生活等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只能象候鸟一样，在一年的不同季节里，在不同的地方里生活和停留，飞来飞去。我们非常习惯和理解自然界里候鸟的生活方式，明白这是一种物种繁衍生存的残酷选择，也是生物适应自然条件生存的和谐选择，并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所以我们现在在候鸟经过的地方建立保护区和栖息地。但我们常常对人类的候鸟式的生活方式没有给予充分的认识和尊重，既没有尊重他们的候鸟式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对他们的栖息地给予承认。我们可以在统计学意义上说这部分人口是流动人口，也可以说是半城镇化人口，但就现实而言，没有任何理由说他们不是他们定期往复停留的那个城镇的活生生的居民。半农半城的生活方式是城镇化过程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过渡形式，不能简单地用城市或农村来归类。他们在城就是城里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都要产生吃穿住行的实际消费和真实行为。

从目前看，由于城镇对他们的种种限制，这些人口只有部分被统计到城镇人口中，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只能统计在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中流动人口中。因此，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中流动人口的大部分应当看成是实实在在的城镇化人口。这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有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92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45亿人。这部分人口中至少一半以上是进城的农民工。

二是在城镇生活的本地农业人口依然是农业人口。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中村、城中镇相继出现，这部分人口很奇怪，一直处于“是也不是，不是也是”的怪象中。一方面他们的土地急剧地减少，有的土地已经全部被征用，已经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另一方面又说他们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不是合格的市民。两头都不是。

三是城镇一直以来都直接管辖的数量不等的乡镇和村镇。以笔者所在的福州市为例，五个建制城区中除街道外，还包含了12个镇2个乡，农业人口约31.69万人，约占五个建制城区人口的16.68%。全国加起来不会是一个小数字。

四是飞地村的存在。近些年来，在因灾贫困安置和脱贫搬近安置不适宜人类居住地区的造福工程中，这部分人中相当一部分被安置在乡镇或城镇。由于改革没有跟上，所以身份依然是农民，依然属于各自原来的村委会或村民小组。这部分人员总数没有具体数字，但根据全国扶贫搬迁和因灾异地安置两个方面成绩单看不会少于5000万人。

至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实际城镇化水平被严重低估了！

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怎么可能满足中国实际城镇化进展的需要呢！

对这一国情变化的认识什么时候到位，我们城镇化建设才能做到量体裁衣、合身合体，而不是捉襟见肘、又堵又挤。

6、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从重数量发展向重质量提升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十三五”的一个发展战略重点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尤其是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这就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重点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应急之举，是应对深层结构性矛盾的长久药方，是“十三五”的一个发展战略重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与西方经济学的供应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西方经济学的供应学派的翻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针对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不适应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观讲，首先是从供给侧看供给；其次是聚焦存在结构性问题的供给；第三是对存在结构性问题的供给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

二是它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供给侧要素包括各种要素的供给和制度的供给，主要是劳动力、土地（资源）、资本、制度（管理）、技术等等五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通过改革释放要素红利和制度红利。

三是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刺激或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总量平衡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是可以解决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彰显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困境，也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契机。

四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要放弃需求，而是要推动二者相互配合、协调推进。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五是要充分认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艰巨性，是一场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减法”、当前和长远、力度和节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具体任务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展开。（作者系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原文发表于《发展研究》2017年第3期）